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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记者们叫到休息室，说有事情要宣布。
“我不会参加下一届世界杯了，”我对他们说道，“如果足球就意味着打架，那我决定从国家队退役，今后再不提足球的事。”
说这些话的时间是1966年7月19日，距离巴西在瑞典世界杯上夺冠已经过去8年时间；地点是在英国的利物浦。我那时刚刚25岁，远非退役的年龄，但那一天，我忍着身上的疼痛，看着腿上深深的伤疤和块块的青肿，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有50岁了。真的，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从战场惨败而归的士兵。虽然我将继续在桑托斯俱乐部踢球，但我不想再为巴西国家队服役了。
“就这样。”我说着，记者们则面带震惊地唰唰记录着。“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我身穿巴西队的球衣。”
在这样一个白热化的时刻宣布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绝非一个好主意，事实上，那只是我一时意气用事。但当天的我从未如此愤怒，如此失望，如此讨厌足球。
要是我能穿越回那一天，跟25岁的我说说话该有多好！我会劝他说——放轻松，别这么意气用事！我会告诉他，刚刚经受挫折之后，看待事情总会带着情绪，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糟；我会对他说，有了逆境，人生才完整，你的胜利才会更甜蜜。
最后我要告诉他，有些道理甚至连贝利——人们眼中的“球王”——都没有学到，其中就包括足球能教给我们的教训中最重要的一个。
在利物浦那一天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我反复做着同一个梦——一个美好、圆满的梦。在梦中，我站在温布利球场上，这是英国的足球圣地，在我踢过球的球场中，它是少数几个世界顶级球赛舞台。巴西国家队的球员们都跟我在一起，他们筋疲力尽，浑身大汗，但都欣喜若狂。我们即将从伊丽莎白二世手里接过雷米特杯，再次加冕世界之王，这是我们第三次夺冠，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壮举。
就在女王准备将奖杯递给我们时，我突然醒过来了。我躺在那里回味着刚刚的梦境，告诉自己这个梦一定会实现。接着我跳下床，去训练几个小时，确保美梦能够成真。
其实，我并不是唯一抱有这种幻想的人。在巴西，很多人都觉得1966年的世界杯已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并不需要努力争取。在1958、1962年两次获得世界杯之后，巴西队的很多教练和球员都觉得我们只需飞到英国，喝喝茶，踢踢球，拿回奖杯，然后谢幕归国。报纸上通篇都是我们即将夺冠的报道，还说我们所向披靡的足球证明了巴西事事领先。大家也许会想，这跟1950年马拉卡纳导致我们功亏一篑的态度是一样的，的确如此。我想，两度夺冠令巴西人忘乎所以，一些恶习再度现身。
事实上，有些巧合是匪夷所思的。国内政客的不安心理再次为这些浮夸的气氛火上浇油。上世纪50年代末，儒塞利诺·库比契克总统的政绩、巴西足球在瑞典世界杯上的卓越表现所带来的乐观心态已经到了尽头，我们走的是一个“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的怪圈，而这正是巴西政坛的典型特征。
儒塞利诺总统“五年相当五十年”的宏伟计划的确为巴西带来了很多新公路、新工厂，我们的新首都巴西利亚也按计划于1960年投入使用。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奇迹，这些热火朝天的建设在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为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巴西政府大量发行货币，物价飙升，巴西人将其计划讽刺为“五年相当五十年的通货膨胀”。每次去超市购物，或出门吃饭，都会发现物价又涨了。仅在1964年一年里巴西的物价就翻了一番，巴西国民对此怒不可遏。
与此同时，时代潮流也掺了一脚，令我们的境况更加复杂。我们已经进入60年代，全世界都是一片嘈杂——抗议、罢工、革命、自由*……为了给自己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巴西的穷人纷纷离开农田和小镇，进入大城市里，却只能在里约、桑托斯这种地方的山上或河堤等地方的贫民窟里落脚。年轻人希望更加自由，也渴望能在国家发展中多分得一杯羹。
这些要求对任何政客来说都是件难题。但儒塞利诺的继任者似乎并不能胜任这些挑战：有个总统仅上任8个月就辞职，喝得大醉坐船去了欧洲，把烂摊子扔给了副总统若昂·古拉特。1962年我们在巴西利亚为夺得当年世界杯庆贺时，我曾经见过若昂·古拉特，他看上去是个很好的人。但随着时间过去，他开始任命一些*者担任顾问，又说要将巴西城市里的土地为穷人重新分配。这些想法损害了巴西精英阶层的利益，1964年军方发动政变，巴西再次进入军事独裁时期。
我在前面也曾提到过，在这些政局变幻中，足球是不能幸免的，在巴西尤其如此。正当我们为1966年世界杯做准备时，我们受到了来自军方政府的巨大压力——他们想用足球来掩盖社会的骚乱。军人们非常明白，在巴西，足球的凝聚力是无与伦比的。他们觉得，第三次夺冠能让巴西的生活重回“正轨”，甚至能将巴西带回更单纯、更轻松的50年代。
我是不是失去理智了？我是不是好像把所有问题都怪在了政客们的头上？是的，球场上踢球的是球员，比赛的输赢跟政客们无关。但这一年国家队管理层的有些决定太过匪夷所思，只能用60年代中期癫狂的政局影响来解释。比如说，这一年的国家队试训，并不是按照惯例招入22或28名球员，而是招了44个人！这简直是荒唐透顶。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们将我们分成了4个队，每队11人，然后将4支队伍分派到全国各个城市、乡镇上去“训练”，既有圣保罗和贝洛奥里藏特这样的大都市，又有特雷斯里奥斯、卡尚布、特雷索波利斯这样的小镇。分队训练，每隔几天就换一个训练地，这对备战世界杯绝无益处。但这不是关键。我们所谓的“训练”，其实是去娱乐大众，去凝聚人心，去给当地政客做救兵，让民众暂时遗忘国家的种种问题。我们其实就是“面包和马戏”。
与这些杂耍相匹配的，国家队的官员们——又一次，他们关注的是向世界展示巴西足球的笑脸，而非让我们好好备战——安排了一系列令人应接不暇的热身赛——西班牙、苏格兰、瑞典……这些比赛地区的气候各有不同，还需要长时间奔波。所以，就在国家队准备前往欧洲参加世界杯时，我们连一个球队都没有组建起来，只是一群胡乱拉扯起来的散兵游勇。当然，有些上届世界杯的老球员依然在列：加林查、吉尔马、德扎马·桑托斯，但瑞典世界杯已经过去8年了，大家都老了，早就过了巅峰期。
即便把球员们集合起来了，教练也没能决定首发名单。因为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一起踢过两场球，有时候队里会一下子更换五六名甚至七名首发队员，这在球队备战方面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对世界杯而言尤其如此。在热身赛中，我们堪堪与苏格兰踢成了1:1平。我想，那时大家的心里都慌了。照这样踢下去，温布利球场、女王颁发奖杯的梦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场比赛结束后，很多球员都有了意见，伴着很大的愤怒。球队里的几个老队员——尼尔顿·桑托斯、济托、队长贝里尼——找到球队管理层，说需要把大家叫到一起把问题讲清楚。
他们同意了。但这次会议却是一场单方面的发言。不论是在巴西还是在别的国家，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就是这样，任何当权者都认为他们的意见才是真理。球队管理层和上级的意见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尽管这是一次全队会议，但说话的只有管理层而已。他们不耐烦地对我们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在英国踢几场球，拿着冠军回家庆贺就行了，别叽叽歪歪地抱怨了行吗？
我记得，会议结束后，我们走出会议室，我看了看加林查。他只是难过地摇了摇头，我则朝他耸了耸肩膀。我们都没说话。这其实就是一个预兆，是我仍未学到的教训。可惜那时的我们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收拾好了包裹。就这样，我们就像一群等待宰割的羔羊一样，踏上了英国的征程。
从我们踏上球场的第一秒钟开始，我们就意识到，巴西面临的困难绝非仅仅来自内部。
在前两届世界杯上，巴西队大开大合的艳丽进攻风格震惊了世界。在这一届英格兰世界杯上，我们听说裁判试图要维持比赛的均衡，避免出现一边倒的局势。他们将对身体对抗更加宽容，还会减少对犯规的吹罚。这种改动对欧洲队是有益的，因为他们的球员普遍比南美球员更高更壮，何况，他们在过去8年时间里一直在提高自己的技术，以破坏巴西的进攻效率。这些话听起来像是一种阴谋论，也许大家以为我这是酸葡萄心理，但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南美球队在1966年世界杯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安东尼奥·拉廷——当年阿根廷国家队的10号——数十年后还将其称作“史上最暴力的世界杯”。英国记者布莱恩·瓦伊纳在2009年的英国《独立报》上撰文说：“巴西的数名球员，尤其是贝利，承受的是足球史上最恶劣的盯人战术。”
我从不惧怕身体对抗，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踢街球长大的！职业生涯开始后，我往往是球场上得分最多的人，所以，说实话，任何一个防守队员都以“封杀”了贝利而自豪。在球场上，针对我的防守战术，指定一名、两名甚至三名防守队员对我贴身防守也是常有的事。大家可以去找现存的录像看看，有多少我被对手锁喉、摔倒或亮着鞋钉放铲的情景……天哪，回想起来，在桑托斯踢球时，在有些比赛中，按照今天的判罚尺度，对方球员早就被罚下一半了。
但话说回来，当时的比赛就是这样。那时的足球赛跟现在不同，身体对抗很多，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没有电视直播。现在，全场比赛中，球场的每个角落都在高清摄像机的监视之下，如果某个裁判漏过了某个犯规动作，赛后他及犯规的队员将受尽指责，他们会受罚、会被禁赛，甚至名声也大受损失。但在当时，只有上帝能看到球场上的阴暗动作，而某些球员犯下的罪过，不管有多少忏悔都无法弥补！
我并不记恨那些对我犯规的人，他们不过是在执行教练的命令、为家人挣取生活费罢了。父亲过去常对我说，要尊重我的对手，但我有时候也不得不挥起手肘以求自保。我很少抱怨，尽量干净地踢球，在2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因恶意犯规或踢脏球而被罚下场。但运动场上的判罚总要有个尺度，因为若是没有了裁判的保护，即便是铁人也无法从球场上“生还”，若这个队员是球队的王牌，就更是如此了。而在1966年世界杯上，裁判们的哨子似乎都哑了。
巴西首场比赛对阵的是保加利亚，那场球赛就像是在一个黑暗的死胡同里被人群殴——刀子棍棒全亮出来了，而裁判或父母都不在场。保加利亚人似乎就是为着打架来的。负责盯防我的队员整场比赛都对着我的膝盖和踝骨下脚，甚至当着裁判的面把我放倒。
“嘿！蠢货！”我朝那名防守队员喊道，“怎么踢球呢！”但他听不懂葡萄牙语，而我又不会说保加利亚语，所以，他只是朝我皱皱眉头，而裁判也似乎没看在眼里。
后来，对方有些犯规太过明显，裁判也不得不吹了哨子。上半场因为对方的某次犯规，我得到了一次任意球机会，射门得分；下半场，加林查也因对方犯规得到一个任意球射门得分。我们以2:0战胜对手。
可这根本不像是一次胜利。巴西第二天的报纸头条写的也不是比赛的得分，而是《贝利遭遇全场追杀，比赛结束瘸腿离场》。现在，我们所有的对手都知道裁判的尺度了，比赛的基调也已经定下。而令人痛心的是，这是我跟加林查最后一次同场比赛。
在跟保加利亚的比赛结束后，我筋疲力尽，身心疲惫，浑身疼痛。我的右膝疼得要死。但我还是为下场比赛做着准备，不愿像1958和1962年世界杯时一样缺席任何一场比赛。所以，当球队管理层宣布我在与匈牙利队的比赛不会上场时，我愣住了。
“我们希望你能好好休息，贝利，”他对我说，“我们不希望你上场，是要保护你，并且保证你在重要比赛时能够保持健康。”
重要的比赛？跟“华丽的马扎尔人”——那支在1954年淘汰了巴西队、1962年打入四分之一决赛的匈牙利——的比赛不算重要吗？如果我们赢不了这一场比赛，就再没有什么比赛可言了！
我很愤怒。但是跟往常一样，球队官员的声明就是最终决定，我不想给人留下“搞特殊化”的印象，我不想耍大牌，所以，我闭上了嘴巴。
匈牙利以3:1打败了我们。这个结果震惊了世界——这是1954年瑞士世界杯以来巴西队第一次输球，还是输给同一个对手。我坐在球员席上看着比赛，无助而心碎。
此次失利令国家队的官员们雷霆暴怒。跟1950年一样，我们的狂妄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可以吞噬一切的恐慌。为了小组出线，我们必须以大比分战胜葡萄牙。球队管理层将我放回了场上，但加林查、吉尔马和德扎马·桑托斯都坐在了板凳上。奥兰多——曾进入1958年国家队，但一场世界杯比赛未踢——也在场。总而言之，与上一场比赛相比，首发名单更换了7个人。这简直是疯了，你们曾见过这种安排吗？球员们都缄口不语。
与葡萄牙的比赛刚刚开始，我就被他们的一个防守队员踢倒了，他明显是冲着我受伤的右膝来的。比赛中，又一个球员上来绊了我一脚，就在我落地的时候，他又赶上一步，先伸出腿，把我完全放倒在地。球场里的观众都站了起来，高喊着“犯规”。巴西的戈斯林和马里奥·亚美利哥——就是1958年瑞典世界杯时用热碗治好我的膝盖的队医——冲进场来。但这次我的膝盖没能躲过一劫，他们给我绑上了绷带。
他们俩把我架着走下场，我双手搂着他们的肩膀，一条腿蹦着走路，因为我的右腿不敢用力。但是，那时世界杯比赛的规则是比赛期间不允许换人，即便有球员受伤也是如此。我不愿看到巴西在这样一场重要比赛中少一个人应战，于是过了几分钟之后，我又上场了。我一瘸一拐地在场上奔跑着，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单腿在跳。
巴西队1:3输掉了比赛，从世界杯比赛中出局。
最后从伊丽莎白女王手里接过奖杯的不是我们，而是英格兰，其队长是博比·摩尔，教练是阿尔弗雷德·拉姆塞爵士。我认为，英格兰得到这次世界杯冠军是实至名归，对得起“现代足球发源地”这个称呼。但令我痛心的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到温布利球场踢球了，连友谊赛都没有。这是我一生真正的遗憾之一。
在与葡萄牙的比赛中，就在我返回球场，像个受伤的动物一样一瘸一拐、单腿蹦跳着继续比赛时，我的愤怒在逐渐积累。我为球队教练和官员的狂妄自大而恼火，为备赛期间巴西政客们的干涉而沮丧，为裁判不懂得保护球员而愤怒，最最重要的是，我为自己感到失望。在为桑托斯俱乐部踢球时我总是健康的，但在我参加的3届世界杯上，我没有一次不受伤。我想，这绝不是巧合。就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将记者们召集起来，宣布我再也不会参加世界杯比赛了。
从伦敦返回巴西时，我们的飞机延迟了几个小时。就像这届世界杯上的任何一件事一样，球队的官员们对此未做任何解释，他们只是让我们温顺地坐着等着，不要问任何问题。到达里约时已过半夜，住在圣保罗或附近的球员未作停留，直接转乘了另一架飞机。后来我们才了解到此次延迟的真相：球队的官员们害怕我们会受到愤怒的国内球迷的围攻。他们的担忧没什么必要，因为机场上几乎没有人迎接我们。但是这个小插曲更坚定了我的决定——我的生活里再也不要有世界杯这件事了。
“谢天谢地你没事，迪科！”我回到桑托斯家里时，母亲对我喊道，几乎要哭出声来，“我一直为你祈祷，膝盖都跪疼了。”
1966年世界杯已经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转播了，但我们家不看。他们真的不看。在我参加职业比赛的10多年里，母亲从未到现场看过我踢球，电视转播也不看。父亲也不愿看我的比赛，我猜他们是情感太过充沛了。在我有比赛的日子里，母亲就像那些虔诚的教徒一样，到教堂里为我祈祷，希望我不要像父亲一样受伤。这么多年了，我甚至怀疑她的膝伤比我还要厉害。
这届世界杯过后，受到伤害的人不仅是我的父母。事实上，所有的家人都同意我退出国家队的决定，其中就包括我们家的新成员——露丝梅丽·卓尔碧，我的新娘。
我跟露丝其实很早——就在1958年世界杯结束时——就认识了。那时桑托斯俱乐部跟科林蒂安斯俱乐部——我们最大的对手——有比赛。巴西的俱乐部总是在比赛前夜将队员们与外界隔离起来，用葡萄牙语说是“concentracao”，其目的是让球员们免于分心……比如说，女人。但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更何况，有些球员已经有对象了，于是我们当晚就“越狱”出来，到桑托斯的体育馆里看一场女篮比赛。有几个女篮姑娘走过来跟我们说话，令我惊讶的是，一个女孩一屁股坐在了我的旁边。
“嗨，”她说道，“你是贝利，对吧？”
“是。”我答道，因为被她认出来而感到兴奋。
“明天别把科林蒂安斯踢得太惨哦。”
她对我浅笑了一下，然后就回到篮球队的球员席了。
这个对话极其简短，但我已经神魂颠倒了。她长着一头灿烂的褐色长发，更令我着迷的是，她身上的自信和镇静是我在桑托斯从未见过的。第二天下午，比赛开始后，我就在看台上寻找那个女孩的身影——我本应把注意力放在球场上的。我记不清那场比赛是输是赢了，但我的心情很失望，因为露丝没来看比赛。
几天过后，我走在桑托斯的大街上，突然看到那群女篮姑娘。我的心立刻怦怦跳了起来。露丝并未跟她们在一起，但她们——一直在窃笑着——还是告诉了我她的名字、她工作的唱片店，还有她的岁数：14。她真是太年轻了，但当时我也刚刚17岁而已，所以不会太唐突。我穿上最帅的一件衬衫、最好的一条长裤，像每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一样，假装若无其事地溜达着走进了那家唱片店。
“你好，又是你啊。”我搭讪道。
“嗨。”
“你还记得我吗？”
她点了点头，笑了，似乎比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害羞了很多。
“告诉我，”我说道，“你是桑托斯人，为什么希望科林蒂安斯赢球呢？”
“因为我支持科林蒂安斯啊，”她答道，“我其实不喜欢足球。”
我其实不喜欢足球。大家也许会想，听到这句话我一定会狂怒着夺门而去吧。但是恰恰相反，我对她更入迷了。在那一刻，在有了瑞典世界杯的种种经历之后，露丝似乎是这个星球上唯一一个对球场上的我没感觉的人。她感兴趣的是埃德森，而不是贝利。
一年年过去，我爱上了露丝。不论我们相隔千里，不论我们的比赛是输是赢，她总是跟她的父母一起在桑托斯等着我，风雨不动。我们的恋情是非常传统的，露丝坚持让我先见见她的父母，而他们则希望我们的恋情能尽量保密。这一点其实很难做到，因为桑托斯只是个小城市，而我的名气又太大了。但露丝从未到现场看过我的比赛，这对她来说倒不是什么值得可惜的事。我们一起出去看电影的时候，都是分开走，她跟她姑姑先进场，等放映厅里的灯熄了，我再溜进去坐在她旁边。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观众们从未发现贝利也在同一个电影院里。
露丝一直拒绝我的求婚，她说自己还太小了。但在1966年世界杯前1个月的时候，她终于答应了。到那时为止，我们已经相恋7年多。我为巴西赢得了两届世界杯，我所在的桑托斯俱乐部获得了很多荣誉，我开始挣钱……但这些她都不在乎。她还是不喜欢足球，也不愿受到公众的关注。当然，我们订婚的消息还是走漏了风声，于是大家都在猜测“球王”会在哪里举行婚礼。有人建议到里约的马拉卡纳球场举行婚礼；还有篇报道说，教皇本人要为我主持婚礼。但实际上，按照露丝的意愿，我们的婚礼是在桑托斯我为父母买的房子里举行的。婚礼很简单，主持婚礼的是一位当地的牧师，参加婚礼的也只有双方的家人和朋友而已。
虽然我们尽量做得隐秘，但还是引来了大批记者，他们堵在门外拍着照片。我走出门去，朝大家微笑挥手。我常常告诉露丝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会带给我们太多益处。
第一个找我代言的是利乐公司，一家瑞典的包装公司。1958年世界杯之后，瑞典就在我心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每次代表桑托斯俱乐部或巴西国家队到瑞典踢友谊赛，我都受到人们的欢迎。但在1961年左右，当桑托斯俱乐部的官员找到我，说利乐公司想让我“代言”他们的产品时，我还是有点惊讶。
我先是给父亲打了电话。
“你觉得怎么样，爸爸？”
“我不明白，”他关心地答道，“你不是有薪水了吗？”
“是的，可这是薪水以外的钱。”我解释道。
“他们想让你干什么？”
“他们给我钱，让我说喜欢他们的产品。”
父亲无法理解。“我不明白，”他说道，“你是个运动员，不是演员。他们真的会为这个给你钱？”
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也糊里糊涂的。在美国，运动员代言产品从贝比·鲁斯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但在巴西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这还是个新生概念。而正是借着首个世界杯冠军的余晖，这件事才得以实现。我想，人们是想分享一下世界冠军的感觉，而购买我喜欢的产品就是一个好办法。再者说，我继承了母亲和善的笑容，这一点对代言广告同样重要。
话虽如此，我还是心存疑虑。我担心的是，万一我代言的产品不够优秀，人们就会对我心生失望——这在我刚开始为产品代言的时候的确发生过，有时候走在桑托斯的大街上，就有人走上前来对我说我代言的某某产品不好。我总是诚挚地向他们道歉，随后会将他们的意见反馈给生产商。
尽管如此，我还是答应了利乐公司的要求。他们成了我最好的合作伙伴之一，也为我打开了一扇产品代言的大门：似乎在一夜之间，我就收到来自巴西国内外的大量代言邀请，而我一个人应付不来，于是就雇了一些人为我处理这些代言及其他生意方面的事宜。我的商务团队里就包括我的弟弟佐卡在内，他先是在桑托斯的预备队踢了几年球，后来发现足球并不是他的前途所在，而他在学习方面总是强过我，后来去学了法律，又成了我最信任的顾问之一。
多年以来，我的名字和头像相继出现在药店、加油站、汽水公司、新建住宅等地方。我代言过糖果、衣服，甚至还有牛。在我推广的诸多产品中，最有意义的当属巴西的咖啡。巴西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国，但在上世纪60年代，周围国家和地区的咖啡生产销售风头正劲，巴西感觉到了压力。所以，每当桑托斯俱乐部在欧洲或美国踢球时，开赛前我就会背着一大袋咖啡上场展示一下。一袋咖啡的重量是60多公斤，而我的体重是63多公斤！但是我想，辛苦就辛苦点吧，这可是为了我的国家。哥伦比亚有胡安·瓦尔迪兹，巴西有贝利。
我们的机会在于：世界各国的公司第一次认识到向国外进军的重要性。以利乐公司为例：他们是一家瑞典公司，但他们想在巴西及其他新兴市场赚取利润。这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事，但随着国际间交流的增进和各种障碍的扫除，全球营销首次成为可能。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们甚至把汽水广告做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当时正笼罩在“铁幕”之下，不受“邪恶”资本主义的侵扰。因为我的样子和名字可识度太高，又因为生逢其时，所以，那些公司常常把我当成开发新市场的矛尖。有些人说，在某些方面来讲，我是现代第一个全球偶像。我觉得这句话有些夸大了，我更倾向于这种观点——我是因很多世界潮流和机遇而受益。如果我早生了20年，甚至10年，我也许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但其他的事就很难说了。我猜自己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而已。
现在回想我做过的广告代言，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们“开创”了“贝利咖啡”这个品牌，现在在一些国家还卖得很好。在一个电视广告中，一位高雅的女士坐在喷气式客机上——信不信由你，这可是上世纪60年代末最时髦的事了，她问空姐：“这是什么咖啡？”
“贝利咖啡。”空姐答道。
“嗯，太好喝了！”
接着镜头一转，我出现在镜头里，脸上挂着最灿烂的笑容，手里端着一杯热腾腾的咖啡，隆声说道：“jáviu,né？”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你喜欢吗？”
现在看这些广告，想忍住笑都难！但这些广告证明了我做产品代言已经有多久，也展示出世界已经变化了多少。这样的广告无论是在1960年还是在2014年都没什么意思，但在二者之间，它们的宣传效果非常好。现在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时代，很多广告公司凭借幽默或讽刺来推广他们的产品；说实话，这么做的风险不小。我喜欢的方式还是实话实说。
还有些广告代言我拒绝了。很多年来，巴西的一些公司都想让我代言一种叫作“pelépinga”的产品——卡莎萨，巴西的甘蔗杜松子酒。他们还想用我的名字去生产香烟。这些我都拒绝了，因为身为一名球员，是不能喝酒抽烟的，我认为，我有责任保护上帝赐予我的天赋。
我总是很珍惜商品代言中认识的那些好人，也很感激那些公司能信任我。我明白，每代言一个广告，我就在公众面前多暴露了一分，而这也损害了我家人的*。与此同时，这些代言和商务活动挤占了我大量的时间，我在热爱的足球方面投入的时间就少了很多。但是其中有些代言邀请是无法拒绝的，对像我这样来自贫困地区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我们家的经历早已说明，一个球员的足球生涯会因为韧带断裂而鸡飞蛋打，所以，我觉得应该趁着还有价值的时候多挣点钱，去实现我的一些想法，比如为父母在桑托斯买个新房子——要是没有代言广告的钱，这个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上世纪60年代末，在桑托斯俱乐部里，我甚至都不是拿顶薪的球员。
此外还有个原因，我想我可以把商务方面的事交给我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去打理，让他们负责球场下“贝利”要做的事，而我就可以一心放在球场上，不用为钱担心了。
而这又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教训，为此我吃尽了苦头。
一点一点地，1966年的伤痛渐渐平复了。英格兰世界杯结束2年之后，我终于有幸见到了伊丽莎白女王，弥补了心中的遗憾。一直以来我都对她的优雅和高贵、她的微笑心感敬佩。当时女王正做全球访问，来到南美，她将在马拉卡纳球场观看分别来自圣保罗和里约的两支球队举行的明星赛，她说想在赛后见见我。
在觐见女王之前，两位巴西外交部的高级礼仪官员来到我家里，显然，他们是担心这个著名球星在觐见女王时因不懂规矩而失态。他们教我如何鞠躬、如何聆听、如何答话、如何站立、如何表示尊重……基本上就是把所有人性化的一面都摒弃掉了。
在我们的明星赛之前，一支庞大的军乐队走进马拉卡纳球场，开始演奏英国国歌《天佑女王》。我不禁纳闷，也许所有这些礼节并不是臆造出来的，是真真切切的。但当比赛结束，我被带到私人场合去觐见女王时，我所有的担心都消失了。伊丽莎白女王脸上挂着微笑走进屋里，气氛也很随意。“贝利先生，”她热情地说道，“很高兴见到你！”
那时我的英语还是很糟，但还是小心翼翼地蹦出几个词来：“多谢您，陛下。”我答道。
周围的人都咯咯笑起来，一副被逗乐的样子，连巴西外交部的那个家伙也是这样。此后我们的交流就依赖翻译帮忙了，但整个交谈都很轻松、很愉快。我对她说自己是多么喜欢在英国的日子，她则对我说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是我的球迷。甚至女王本人都是个足球迷，这一点远超我的预料。她说对英格兰队感到骄傲，又对巴西未能夺得1966年世界杯感到遗憾。觐见结束时，我已经完全被她的魅力所倾倒，还感觉我们仿佛已经相识多年。
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让人教我如何跟别人说话了。这是一个宝贵的教训：不管在哪里，人跟人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应该在原本没有隔阂的地方修建屏障。
其实，当天的觐见中，唯一坏了规矩的人是一个英国代表团的人，也许是个外交官吧，他朝我倾过身子，从嘴角用蹩脚的葡萄牙语悄声问道：
“那么，贝利……你是真的不踢1970年的世界杯了？”
外面的世界可不在礼宾官员的控制范围，而那里发生的事就疯狂多了。上世纪60年代，桑托斯俱乐部是大家公认的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而全世界的球迷都热切希望一睹我们随性、无畏、即兴的足球风格。所以我们经常参加巡回比赛，并在比赛中获得很多乐趣。一家美国报纸甚至将我们称作“花式足球表演队”。其实，足球本身带来的兴奋和热情已经足够，但当时的世界就像是个从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桀骜不驯、无法无天，而由此带来的狂乱常常把我们包围——激动、奉承，有时则是恐怖，现在回想起来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有一天上午，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飞机跑道上挤满了桑托斯俱乐部的球迷，我们只好在飞机里等了4个小时，待警察疏散人群之后才下机。有一次我们去埃及，中途在黎巴嫩的贝鲁特短暂停留，其间大量球迷拥进机场，声称要绑架我，除非我们答应跟黎巴嫩的一支球队踢一场球。（在黎巴嫩警察的帮助下，我们婉拒了他们的要求，并如期赶到了开罗。）在意大利米兰，数千名球迷得知我要出门购物，他们就赶来找我要签名。我藏在一个石柱子后面，等着球队的汽车来接我。当汽车出现的时候，我飞一般地冲进了车里——恐怕在球场上我都没跑那么快！
甚至在球场上，我得到的“保护”也不够。1962年我们参加了“解放者杯”的决赛，这是拉丁美洲的锦标赛，此前桑托斯俱乐部从未得过冠军。我们的对手是佩纳罗尔俱乐部，这是乌拉圭的一家著名俱乐部，能跟这样的球队交手，我们异常激动。在经过主客场系列赛打平之后，我们要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纪念碑球场”决一胜负。最终我们以3:0战胜对手，其中2个球是我打进的。比赛一结束，观众们就蜂拥进球场，为了搜寻纪念品，他们几乎把我身上的每一块布都拿走了！第二天，巴西一家报纸的头条标题是这样的：《黑人球王的脱衣舞》。
听起来也许很令人诧异，但像这样的事情并不恐怖，尤其是在拉丁美洲——这种混乱无序只是那些年的乡土风情，就像下雨、刮风、起雾一样；而球迷每一次感情的迸发都书写着桑托斯俱乐部的传奇。我们的球队里聚集了很多优秀的球员：济托、佩佩、科蒂尼奥……在1958到1973年间，桑托斯俱乐部赢得了两次解放者杯，六次巴西足球甲级联赛冠军，十次圣保罗州联赛冠军。鉴于我们的成功和天赋，想一睹我们风采的要求就应接不暇了。每年年初，我们都会到拉丁美洲国家踢球，比如阿根廷——当时阿根廷比巴西富得多，肯出大价钱。而6月到8月是桑托斯俱乐部挣钱最多的时候——那时是北半球的夏季，我们会去欧洲踢球，一次会参加20、25场，甚至30场比赛。
我们的足迹遍布全球：既有像巴黎、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又有堪萨斯城、密苏里州、亚历山大市、埃及、都灵这样相对名气较小的地方。有一次我们要到非洲的科特迪瓦的阿比让踢一场比赛，从机场到市中心，沿途的公路两侧汇集了1.5万人。还有一次，我去参加一场与法国队的比赛，主办方让我乘坐一辆敞篷车经过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去球场。法国影星碧姬·芭杜也到了球场，她身穿法国国旗的颜色——红靴子、白色紧身短裤、蓝色紧身运动衫。全场观众立刻就不看我、不看比赛，目光全放到她身上了。法国队赢了。比赛后，碧姬·芭杜为获胜者颁奖，她将奖杯递给了法国队的队长，还赠上香吻一枚——他顿时神魂颠倒，后来报纸上报道说他连奖杯都忘了拿！碧姬·芭杜也吻了我一下，我本想拒绝，但又一想，露丝不会在意看到巴西报纸的体育版上铺天盖地刊登的这张照片。
球迷的热情既令人欢喜，又让人忧愁。有一次我乘飞机从墨西哥城到纽约，在飞机上，我倚在座位上睡着了。这也是我的绝技之一：闭上眼就能睡过去，哪怕天塌了都不管。在我睡过去的时候，乘客们纷纷走到飞机前面来找球员们索要签名。（那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在飞机上自由走动不会像现在一样引起恐慌。）因为我睡着了，所以没有人来打扰我。就在飞机准备在纽约下降时，我恍惚听到一阵唱歌声。乘客们正用西班牙语唱着小夜曲：“despierta，pelé，despiertaaaaaa！”——醒来啊，贝利！醒来啊，贝利！我被惊醒了，从睡梦中慢慢回过神来。我睁开眼睛，看到坐在我旁边的人——奥兰多·杜阿尔特。又过了好几分钟我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天哪，”我对奥兰多说道，“我还以为我死了呢。”
我们都大笑起来。飞机着陆后，我给每个人都签了名。
我往往是在比赛中表现出自己最佳的一面，因为我知道，我是人们来看球的主要目的。在桑托斯俱乐部参加的比赛中，有我出场的比赛收费10万美元，我不出场的比赛收费3万美元。我很感激球迷愿意把辛苦挣来的钱花在看我踢球上面。1959年我打进了127个进球，1961年110个，这些数字在当时看来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事，今天看来更是令人难以置信。除了比赛，我还常常迎合球队和主办方的要求，而他们的要求有时非常古怪。在有几场比赛中，尤其是在那些很少见到黑人的国家，组织者会要求我或者科蒂尼奥戴上白色袖标，因为球迷分不清我们谁是谁。我想，要是放在今天的环境下，这种要求可能是非常令人不快的，但当时我并不在意。
有时候即便一些小“灾难”也会以圆满的结局收场。1968年7月，我们在哥伦比亚参加一场比赛，这时我跟队友们与裁判——吉列尔摩·“查托”·维拉斯克斯——发生了争执，因为他判定我们一个进球无效。我的队友利玛上去抗议他的判定，而裁判是个大块头——他以前是个拳击手，他被利玛惹恼了，就把他罚下了场。我气坏了，走上前继续跟他理论，结果他又把我罚下了场。
这个判罚是我活该。但在我走下球场的时候，哥伦比亚的球迷全疯了。他们从看台上把垫子、纸、垃圾朝着球场和裁判扔去，还互相投掷物品。“贝利！贝利！”他们高呼着。而警察则从露天看台上出来保护着裁判。
我跑到看台下的更衣室里，但外面的声音震耳欲聋。跺脚声、鞭炮声、嘶吼声……好像外面在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
我刚脱下球鞋，桑托斯俱乐部的主任就跑进来了，上气不接下气。
“快，回去比赛。”他说道。
“什么？”我答道，一头雾水，“你疯了吗？我被罚下了啊。”
“不，不，”他摇头说道，“那个裁判被赶出比赛了，你还得上场。”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主任是不会骗我的。看到全场观众造反的样子，主办方觉得，为避免发生大规模骚乱，让我返回球场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于是我把鞋穿回去，又跑到了球场上。我们继续比赛，而裁判查托却不见了踪影。
这件事听起来好玩，但是很不对。查托是场上的裁判，他把我判罚下场。他的判罚应该受到尊重。很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心里总会觉得很不好受。幸运的是，很久之后，我有机会弥补这件事了。我们先是在巴西的一个酒店里偶然相遇，我们拥抱了一下，交换了联系方式；在我的足球生涯行将结束，我在纽约踢球时，我送给了他和家人几张球票。最后，在迈阿密，在我的一场告别赛上，有些记者建议我们把那件旧事重演一遍。于是，查托再次掏出红牌把我罚下场，而我则从他手里夺过红牌，继续踢球——就像当初在哥伦比亚一样。
我们都笑得很开心，查托更是如此。还有什么事能比长久的怨恨变作友谊更好呢？这是足球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在绝大多数时候，每个人都能快乐地离开。
这种生活虽然乐趣很多，但我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而人们也总是在一遍遍提醒着我：
“你不怀念为国家队踢球的时光吗？”他们会这样问我，“你希望1966年就是人们对你身穿国家队球衣的最后记忆吗？”球迷、桑托斯俱乐部的官员们、大街上的巴西民众、记者、别的球员……他们总是问我同样的问题，而我对此从未有过令人信服的回答。当然，我会说我曾踢过3届世界杯，我在这些世界杯比赛中都受了伤，我没受到裁判的保护，诸如此类。但每次我说出这些话，它们都很不符合我的性格，好像是出自另一个人之口。这些话不像是贝利该说的。
几年之前，1964年，桑托斯俱乐部来了一位新的技术总监：胡里奥·马泽伊教授。他很快就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他曾在美国上学，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负责俱乐部所有的球员备赛的问题。除了训练，他还充当我们的顾问，他教我们在酒店、机场以及到外地比赛时如何行为得当。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他就是一架桥梁，帮助我们从业余运动员向职业运动员转变，他帮助我们这帮大孩子变成了男子汉。这么多年来，马泽伊教授是我寻求稳定和远见的源泉，他是唯一一个能以旁观者的眼光看清我混乱生活里的人和事的人。我信任他，他就像是我的大哥一般。
我喜欢马泽伊教授的一点是，他跟我谈话的方式独一无二。他从不逼我，还非常有幽默感。但他待我一直很真诚，总是帮我纠正人生的方向。那段时间，我或者是在健身，或者是在球场上训练，他就对我说：
“啊，贝利，很不错嘛。你准备为巴西赢第3个世界杯了！”
我只是朝他笑笑，在心里嘟囔几句。
“1970年就要来了，你就打算坐在家里吗？”他笑着，继续说道，“你打算怎么跟家人解释？”
“他们支持我退役！”我反驳道，“我的回答还是不，教授！”
他就会扬扬手，假装很失望，然后走开。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我即将进入而立之年时，我想，我在某些方面变得顽固了。我已经在镁光灯下生活了将近10年，在球场上，在生意上，在生活中饱受煎熬。我从伤痛中总结出一个教训，那就是多说“不”，少说“是”，在足球方面尤其如此。说了“不”之后，我就很少改变主意了。这是生活的最佳方式吗？不，但它保护了我，它给了我一些宁静。
内心里，我还是非常想为国家队踢球的。但我同样认为，在我回归国家队之前，尚需一些改变。
需要改变的，就是我自己。
瑞典世界杯的首次夺冠之路无疑是个神奇之旅。一个少年奇才达到足球史上罕有的巅峰——我的这个形象一直流传了很久。从那时起，我给人的印象就一直是个热爱足球、热爱射门得分的人。但在最近几年有了一种说法，鉴于我的天赋，有人说我在球场上很不合群，对别人很冷淡。比如说，在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失利之后，《星期日泰晤士报》就撰文说，看到我受伤下场的样子，更加让人相信贝利“是个悲哀的百万富翁……一个内向、孤独的人，他不堪承受名声带来的压力，就把自己关在壳里”。
这种把我描述成孤独的巨星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只是记者们捏造出来引发争议、提高报纸销量的。再比如说，有的记者推测说，从上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我跟加林查就不和。其依据大多是说我们俩同时爱上了一个女人——巴西著名桑巴歌手艾尔莎·苏亚雷斯。
事实的真相其实挺有趣的。1962年世界杯上我伤了腹股沟，所以我竭力尽快好起来重回赛场。一天下午，我们还在智利的时候，我半裸着身子坐在球员餐桌旁，这时艾尔莎走了进来。她看上去漂亮极了，性感，自信，充满活力。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进到球员更衣室里来的，带着惊讶，我抓过一条浴巾把自己裹了起来，然后跟她轻松地交谈着。这时加林查走了进来，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一眼就看出来，加林查被她迷倒了。艾尔莎走后，加林查似乎还没回过神来。
“啊，贝利，”他安静地说道，“艾尔莎太酷了。”
“对啊。”我答道。
“她太不寻常了。哇哦，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
“唉，要是……”加林查欲说还休，“嗯，太可惜了，我已经结婚了！”
但是，已经结婚这件事并未阻挡住加林查对艾尔莎的迷恋。就在这次世界杯期间，他们开始约会；而加林查也在这次世界杯上有了最非凡的表现：在我受伤未愈的情况下，他带领巴西队夺得了1962年的世界杯。最后，加林查跟妻子离了婚，跟艾尔莎结合了。于是外界就有传言，说他是从我身边“抢走”了艾尔莎，所以我对他怀恨在心。这都是胡说八道。
现实中，我是很喜欢加林查的。我喜欢他乐观的性情，即便是获得了2届世界杯冠军，他还是那个在球队大巴车里跑来跑去往别人脸上洒冰水把人叫醒的家伙。当初在瑞典世界杯上我昏了过去，他是第一个跑来帮助我的人，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我们同样因为低贱的出身而被人看不起，1958年国家队试训时，我们俩是被队医严苛审查的乡下孩子。1962年我受伤之后，加林查一直安慰我，说我很快就能返回赛场了。“你不会抛弃我的，对吧？”他总是如此好心地说。他还说，如果队医们没办法了，他就让他们把我送到他的老家保格朗德镇，那里有个神婆，一定会把我的伤治好。
我跟加林查相处得很好，跟其他队员相处得也很好。但随着我渐渐长大，我开始意识到，“相处得好”还不足够。我平易近人，努力踢球，在球场上不遗余力；但我人生的第一篇章，那个只需要尽力进球、不需要有更多责任的角色，很明显已经到了尾声。
我从心底感觉到，我需要成长。毕竟，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初次踏上世界杯球场的男孩，也不是1962年参加智利世界杯的21岁青年了。我已经是个大男人。到1970年世界杯时，我就29岁了，比在瑞典世界杯上带领我们这支年轻球队夺冠的、成熟稳健的迪迪只小1岁。我想，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你突然发现应该为别人活着，而非仅仅为自己而活。对我而言，这种转变并非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也不是球场上的什么事令我顿悟了。导致我心态转变的，是一个新生命的到来——1967年，我的第一个孩子凯丽·克里斯蒂娜出生了。看着她渐渐长大，变得像个小大人一样，我看待他人——包括我的队友们——的眼光也发生了改变。我渴望照顾别人、帮助别人的感觉，我想，如果埃德森能做到，那么贝利也能做到。
与此同时我也知道，世界已再次进入飞速发展变化的时期。1958年我们去瑞典参加世界杯的时候，每个看到巴西队的人都心生惊讶，那时的世界对我们国家、我们的球队几乎一无所知。电视机是稀罕物，我们踢球的录像极少，无法供对手研究我们的强项和弱点。这种情况到了上世纪60年代依然如此。实际上，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精彩的进球都未能呈现在电影或电视中。1961年在马拉卡纳球场上，我为桑托斯俱乐部打入了一记goldeplaca——经典入球；当时没有录像设备，而球队的官员们很想以某种形式纪念这个进球，他们就在球场外放了一个展示板，向人们展示我是如何晃过几个防守队员射门得分的。尽管如此，只有当天在现场看球的球迷才能对那个进球有个直观的印象。
这件事听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它对我们的运营和备赛都有影响，还决定着我们球队的风格。没有实况录像的记录，我们更像是一群有才华的个体，而非一支真正的球队。我们不需要复杂的战术，只凭感觉在球场上快乐地踢球。这是巴西队尤其擅长的，也是我们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现在，瑞典世界杯过去还不到10年，电视的普及已经拉下世界上所有神秘的面纱，足球当然也不例外。在1966年的英格兰世界杯上，我们已经看到其影响了：别的球队都有针对性地研究我们，制定复杂精密的战术。现在，只把一群有天赋的球员集合起来再鼓鼓劲是不够的，我们要有战术、团队配合，以及球队领袖。
有了这些感悟之后，我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1966年的失利。在与苏格兰踢平、受到教练的训斥之后，我跟加林查只是忍气吞声地离开——这样做是不对的。那时我们已是举足轻重的球队核心了，我们应该大声说出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与之类似，在与匈牙利那场比赛中，当管理层不让我上场的时候，我不该逆来顺受地接受我的命运。
也许，为了让我明白这些道理，在英格兰世界杯上的失利也是有必要的；也许，对我而言，暂时远离国家队一段时间也是有必要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积极的变化——桑托斯俱乐部的成绩不错，而我是队里的最佳射手，也就是说，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健康，我可以重回国家队踢球，同时又不会影响到俱乐部的利益。此外，在国际赛场上，在1966年世界杯之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规定，如：比赛过程中若有球员受伤——就像当初我的情况那样——可以换人；而1970年世界杯上还首次出现了红黄牌，以控制比赛中的粗野动作。
在经过仔细考虑，又与马泽伊教授、妻子露丝、父母亲等人交谈之后，我给国家队的领导打电话，问他们是否愿意让我回去。他们说愿意。当时我就对他们许下诺言——从此刻起，我不仅要做一个得分手，还要成为球队的领袖。
10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1969年之初，距离我们出发去参加墨西哥世界杯还有1年多时间，国家队的管理层做了一件令我们颇为惊讶的事：他们请来了若昂·萨尔达尼亚担任国家队的主教练。萨尔达尼亚是一位著名记者，1966年世界杯时，在批评国家队混乱而妄自尊大的人中，他是声音最大的一个。他魅力非凡、擅长辞令、自信满满。以前的巴西主教练不会特意指定某个或某些球员，唯恐会冒犯到其他的球员；但萨尔达尼亚不是这样，他刚上任就宣称要选出几个核心球员并仰仗他们。
“我的球队是由11只野兽组成的，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萨尔达尼亚对新闻界的老同事们说道，“他们会跟我同进退、共生死；不成功，便成仁！”
就这样，我们就变成了“萨尔达尼亚的野兽”。刚开始的时候，这种组合方式看上去的确挺好，萨尔达尼亚并没有跟以往一样组建一支巴西全明星队，而是把几支俱乐部的核心球员集合到了一起，让这些早已相互熟悉的球员一起踢球。此举解决了以往国家队中配合不够默契的问题——这支国家队中大多数人都是来自桑托斯和博塔弗戈这两个巴西当时最好的俱乐部。我们赢下了1969年几乎所有的比赛，预选赛中一场未输——这是先前从未有过的事。
可惜的是，萨尔达尼亚也有黑暗的一面。初识时的自信变成了危险、古怪的自大心理；他情绪很不稳定，酗酒的恶习也是人尽皆知。《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曾说他“直率、急躁、好斗，不切实际”。对那些胆敢批评他执教事宜的人，不论是媒体还是球迷，他都是加以斥责。有一次他被一个里约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批评得火冒三丈，拿着枪就追过去了，还好最后没有人受伤。
这些影响开始在球场上显现出来。这一年的年末，我们在一场友谊赛中以1:2输给了米内罗竞技俱乐部——父亲1942年曾试训的那个俱乐部。在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对阵阿根廷时，我们又以0:2输了。在此期间，萨尔达尼亚去了墨西哥和欧洲，侦察我们未来对手的情况。刚一回来他就开始随意将现有球员调出国家队，并引入新人，拆散了原先球队的核心，而从总体上来看的话，目前这支球队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这次我决定不再犯1966年同样的错误，我不愿再做那个逆来顺受的超级球星。上次我曾经得到过教训，这次我要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我先是想跟萨尔达尼亚直接谈谈，但他根本不愿跟我坐下来谈话。所以，迫不得已，我向媒体表达了我的看法。“现在就大换血是不是太早了呢？”我说道，“我不认为现在是引进新球员的最佳时机。”
现在想起来，萨尔达尼亚没拿枪追杀我真是万幸；但他的反应跟杀我也差不多了。他对媒体说，现在是时候给巴西年轻一代球员表现的机会了；在与阿根廷的一场比赛之前，他未把我放进首发名单，说是出于纪律方面的原因；另一场跟智利的比赛之前，他说考虑把我调出国家队，说我的近视眼不利于夜晚比赛。
这个关于近视眼的说辞实在是太可笑了。是的，我的确近视，这在我15岁进桑托斯俱乐部踢球的时候就体检出来了；但这并不妨碍我踢球，事实上，近视甚至令我如虎添翼呢。在我最辉煌的那些年里，有些记者就曾提出一个有趣的理论：因为近视，所以我看到的球场要比正常球员眼中的球场宽阔很多。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但近视绝不是我踢球的不利因素。
每个人都知道萨尔达尼亚想干什么，而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人无法容忍了。就在与智利的比赛之前，他被解雇了。我留在了首发名单中，并且打进了巴西队5个进球中的2个。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没有。被巴西国家队解雇之后，萨尔达尼亚又回到了新闻行业，而有了不需负责任的发言权，他开始猛烈抨击我们。他说格尔森——我们的明星级中场球员——患有心理疾病，说替补守门员里奥一直很苦恼，因为他的胳膊太短了。而我，在“近视”这个话题上他没法再做文章，就说我的身材胖得不像样；而这又被证实是假话。于是他又转移了目标——在某天晚上的电视节目中，他说，真正悲哀的事实是贝利得了严重的疾病，但他无权说出真相。
当时我在家里看了这期节目。听起来不像是真的，我的感觉很好，但萨尔达尼亚说得太郑重其事，我禁不住开始纳闷——是不是他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球队的官员是不是出于怜悯或是不愿我从1970年世界杯上分心而故意瞒着我？毕竟这支球队的管理层曾有过类似的“恶行”：他们拆过球员的信件、禁止我们质疑他们的决定……当时的巴西，球员有时只是被当成一种财产，所以，这些猜想都有可能是真的。
我越是纠结，就越是相信自己得了什么重病，如癌症之类。整晚我都睡不着，第二天早上我找到技术委员会和队医，要求他们对我说实话——我是不是病了？他们回答说，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只不过是萨尔达尼亚为了在公众面前保住面子而编造出来的。但我还是亲眼查看了过去和现在的体检报告，然后才放下了心里的石头。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的怒气也消失了。萨尔达尼亚有很多问题，有些问题也许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他为1970年的巴西国家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帮助巴西足球重拾自信，在这一点上他值得大家的称赞。最后，他死在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上——1990年他在意大利参加世界杯期间去世，身份是：记者。
11
新的主教练不仅在风度举止上跟萨尔达尼亚不同，他还是我的前队友和好朋友——马里奥·扎加洛。他是1958年和1962年巴西两次夺冠时国家队的核心球员。1950年世界杯决赛时，扎加洛也在马拉卡纳球场上，那时他还是一名18岁的士兵，来参加赛前的表演仪式。他观看了那场比赛，也暗自发下誓言：有朝一日一定要从乌拉圭手中夺回奖杯。
扎加洛担任巴西主帅时只有39岁，只比球队里的老球员大6岁，但他很快就树立起了战术大师、不玩阴谋诡计的形象。他赢得了球员们的尊重，一是因为他两获世界杯的光辉历史，二是因为他身上的那股威慑力——扎加洛在巴西东北部长大，从小就在惊涛骇浪里游泳，从而锻造出举手投足间的自信和坚强。说实话，他是我见过的最镇定的人。
我找到扎加洛，对他保证说我不会惹麻烦——萨尔达尼亚只是个特殊情况，那种事不会再有了。
“如果你不愿派我上场，我能理解。”我对他说道，“我不会反对，我保证。但请直接告诉我，别玩花样。”
扎加洛笑了。“贝利，”他说道，用巨大的手掌拍着我的肩膀，“我不是傻瓜。你会上场的，相信我。”
扎加洛颇为自信地保留了萨尔达尼亚的班底，只做了细微调整。他的英明决策之一就是将埃杜阿多·冈卡尔维斯·德·安德拉德——外号“托斯唐”或“小硬币”——招入了国家队。托斯唐是巴西队历史上最有才华、最有活力的球员，他15岁就踢上了巴西甲级联赛，他少年成名，又跟我一样踢的是攻击型前锋，所以被人称作“白贝利”。不论是在球场上还是球场外，托斯唐都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退役后当了医师。媒体对此有些议论，说同时将我和托斯唐放在场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的风格相似，位置重叠，但扎加洛用他的自信和智慧打消了这些顾虑。事实上，很多人后来都说，1970年那届国家队里，场上经常会同时有四五个“10号球员”。
这种安排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有些人批评我们，说我们是一支只有进攻、没有防守的球队。但扎加洛认为，只要能让我们形成默契的配合，场上有多少才华出众的球员都不会有冲突。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在我的足球生涯中，我曾目睹过这种理念的实施难度。扎加洛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帮助他制订决策；这种执教风格是与1966年那种唯我独尊、封民之口的独裁气氛截然不同的。我们球队开会时，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扎加洛只是坐在那里认真地听着，他相信自己能够容纳各种声音。就这样，慢慢地，一支真正的球队渐渐成型了。
12
就在我们准备去墨西哥时，政治再次干涉进我们的备赛事宜中来——其干涉方式也是前所未有。
此时巴西军事独裁政府的首领是奥米利奥·梅迪西，他是一个强硬的保守派，同时还是一个球迷。数年间他在军队一路爬升，同时也关注着巴西足球的起起落落。他在接受某家报纸采访时说，希望看到他最喜欢的球员——达里奥·何塞·多斯·桑托斯能代表国家队参加1970年世界杯，此举令我们大为惊讶。
达里奥又被称作“非凡的达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是巴西足球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之一，但当时的国家队里进攻型球员已经人满为患，并且，我们付出了很大努力才打造了互相熟悉又彼此信任的球队核心。所以，在这个时候，队伍里实在没有达里奥的位置了。
梅迪西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因为他是达里奥的球迷，是一个足球爱好者，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当时的巴西，还有些别的事情，这些事情只会增加我们在墨西哥世界杯上夺冠的压力。在上世纪60年代末，巴西的军政府变得更加独裁、更镇压异己，他们对媒体进行审查，在大学等机构里清洗可疑的“危险分子”，数以千计的巴西人流亡国外。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ame ooudeixe o”——“要么喜欢，要么离开。”更糟的是，军事独裁政府竟然开始拘捕普通百姓并对他们施以酷刑。1970年年初的几个月里，就在我们忙着备战世界杯时，一位名叫迪尔玛·罗塞夫的大学女生被关进了巴西南部的一所监狱并受到酷刑折磨：她被倒挂在金属杆上遭受电击。
刚刚听说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种恶行是发生在纳粹德国的，不应该发生在我们心爱的巴西。几年过后，智利的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发动流血政变，还有，阿根廷的“肮脏战争”。这些惨剧向全世界展示了南美的独裁者是多么残忍。很快，国家队的教练和球员们就亲耳听到了类似的恐怖事件，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其严重程度，但它们的真实性已经毋庸置疑了。队员们长时间地谈论当天的事态。我们是不是该说点什么？我们是不是该表达抗议？
可是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沉默。我们只是足球运动员，不是政客，我们不适合谈论政治。而扎加洛也听从了上面的要求，将达里奥招进了国家队。我们仍是保持沉默——暂时明哲保身。
13
在我参加的历届世界杯中，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是最疯狂的一届，也是最有趣的一届。这届世界杯有很多困难，如炎热的天气、高海拔的地理位置，还有时刻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混乱。但那些喧嚣而有见识的墨西哥球迷喜欢我们，感谢上帝，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取得那么好的结果的。
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墨西哥球迷的热情吧：小组赛中，墨西哥队以4:0击败了萨尔瓦多，赛后，数万墨西哥球迷冒着大雨拥上首都墨西哥城的街头。他们聚集在世界各国记者下榻的酒店门外，将主办方为本届世界杯制作的直径近4米的玻璃足球拆下来，欢呼尖叫着将其一路滚到了2英里之外的中央广场，然后在一片欢乐中将其变成碎片，分发给众人充当纪念品……
有些球队根本无法适应这里的环境。有的比赛场地条件太过恶劣，比如说，比赛地之一的托卢卡市海拔高达2743米；再比如说，为了让欧洲的球迷看到直播，国际足联把有些比赛安排在中午的烈日下进行，而有的球员根本适应不了这里的高温天气，有些比赛中——比如德国和秘鲁的比赛——整场比赛球员们似乎只愿待在看台下那一点阴影里踢球。
这是1950年巴西世界杯以来第一次在拉丁美洲举办的世界杯，欧洲人非常担心异域的病菌和危险因素。英国人从国内运来了瓶装水，还试图空运一些腌肉和香肠过来，还有自己的大巴车、小桌子等等。但他们未能如愿，墨西哥说害怕这些东西会带入口蹄疫病菌，就把所有英国运来的香肠在机场焚烧了，英国人只能吃墨西哥本国那辣死人的香肠。
巴西队也多多少少受到了这种气氛的影响。就在我们抵达后不久，墨西哥当局拘捕了9名嫌疑人，说他们要密谋绑架我。此后巴西队的管理层就要求我必须每晚换一个房间睡觉，球队的安保也升级了，甚至还为我指派了一名贴身保镖。这些事现在听起来挺吓人的，当时在某些方面来说也的确如此；但我当时并没有把它们放在心上。我前面曾经说过，生在那个时代，就得学着去习惯那些混乱的情况。我也是这么做的；所以，跟以往一样，我每天都睡得很安心。
主教练扎加洛和球队的管理层尽力让我们处在一种舒适、安宁、远离纷扰的环境之下。巴西队是16支参赛队中最早抵达墨西哥的，我们在首场比赛前1个月就赶过来了。我们的小组赛是在高海拔的瓜达拉哈拉市举行，早来是为了尽快适应这里的环境和气候；但我认为，球队主要是想让球员们更多地待在一个地方，避免再受到1966年世界杯期间那种狂欢节似的气氛影响。他们希望我们能一起生活、一起训练、建立纽带。
到那时为止，球队的核心球员已经集训了一年半的时间。在球场上，我甚至能提前预知到队友的跑位，反过来也是一样。到达墨西哥之后，我们的默契程度更高了，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看比赛录像，感觉就像是兄弟一样。
一天晚上我给妻子露丝打电话，她对我说，全家人每天都聚在一起为我们祈祷。于是我就想：如果能让队员们也成立一个祈祷小组是不是很好呢？我将这个想法告诉了队长，亦即我在桑托斯俱乐部的队友卡洛斯·阿尔贝托。他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又把这件事告诉了球队管理层的安东尼奥·德·帕索，接着，托斯唐、皮亚扎，还有受人敬重的助理教练马里奥·亚美利哥也加入了我们。很快，包括球员在内的巴西代表团的40名成员都加了进来，我们每天晚饭后都一起祈祷。这件事并没有强制命令，但不论是不是天主教徒，大家都自觉参加。
我们每天都要为祈祷找一个主题：疾病、越战、国内的政局、亲人的健康……但我们从未祈祷去获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我们只是希望不要有人在比赛中受伤，我们祈祷上帝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祈祷他保佑家人的安康。
说实话，与1958年瑞典世界杯相比，1970年这届巴西国家队并没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球员。国内认为我们能夺冠的人也不多，有些记者甚至认为我们连小组赛都不能出线。但是，看着大家每天祈祷，每天在一起生活，以我10多年职业生涯的眼光来看，这支队伍身上有种此前从未有过的东西。在训练中，在比赛中，我们的表现远远超过了每个人才能的总和。我们踢得非常好，进而也渐渐意识到，我们拥有某种特殊的东西。
这是足球教会我的另一个道理，而在1970年世界杯之前我从未领会到。在墨西哥，在祈祷中，在训练中，在球队会议中，在吃饭、打闹中，在队员的兄弟情义中，我终于发现了一群球员真正融合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我看到的，是一支队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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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世界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好像过去的巴西足球曾经历过的恐怖和不安再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而要想夺冠，就得一个一个把它们消灭。
第一场比赛就是这样。
我们首场比赛的对手是捷克斯洛伐克，1962年世界杯时，正是在跟捷克斯洛伐克的比赛中我拉伤了肌肉，缺席了剩余的比赛。关于那场比赛，除了我的伤痛，我记得的还有职业生涯中见过的最高尚的体育道德精神。在我受伤之后，因为当时的规则不允许换人，所以我就仍然待在场上；而捷克斯洛伐克的球员本可以继续“攻击”我的伤腿或维持粗暴的防守策略，从而彻底把我“废掉”。这样做可以把我伤到不能上场，从而获得多一人的优势去赢下比赛。但这样同样可能会令我的腿伤长时间无法痊愈，甚至再也不能踢球。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球员们在剩下的时间里放弃了对我的逼抢。尤其是这三个球员——马索普斯特、波普卢哈尔、拉拉，在我接到传球之后，他们甚至会后退两步，拉开与我的距离。他们在保证我没有威胁的前提下，让我安全地踢完了比赛。那场比赛最终以0:0收场。时至今日，我仍对捷克斯洛伐克球员的风度心存感激。
赌博公司将1970年这支捷克斯洛伐克队列为强队之一，而鉴于以往交手的经历，我们当然也不敢对其掉以轻心。但我们现在也有比赛录像可供研究了，而我赛前曾花大量时间观看欧洲球队的比赛录像。在录像中，以及在此前踢过的友谊赛中，我发现欧洲球队的守门员新学会了一种技术——当足球在对方半场时，他们习惯于站在大禁区前沿离自家球门很远的位置，似乎是充当后卫的角色。所以，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比赛开始后，当我发现他们的守门员维克托也是这样的时候，我决定试一下自己的运气。
我持球向前跑动，刚刚过了球场中线，距离对方球门大概有60米的距离，这时我一脚将球高高踢起。这时我听到了看台上观众们的抱怨声：“贝利这是在干什么？”接着足球沿着抛物线向球门的右门柱飞去，而维克托大惊失色，转身向球门奔去。观众们这时才明白我这脚球的目的，他们的抱怨立刻变成了欢呼。
我还在球场上跑着，眼看着足球飞动、下落……却擦着门柱出了底线，没进。观众们发出失望的叹息声，接着又赞赏地鼓起了掌。而这时的维克托仍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似乎刚刚经历过车祸一样。
奇怪的是，虽然没有进球，却有很多人说我那次射门是1970年世界杯上最值得记忆的时刻。事实上，即便到了今天，有人在见到我时还会对我说，在我所有的比赛中，那是他们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场。唯一可惜的是球没进！
当时我的失望感并未驻留太久。上半场双方1:1打平。但下半场刚刚开始，格尔森就传给我一记长传球，我胸部停球，未等足球落地——在维克托还没明白过来之前——就凌空抽射将球踢进球网。
2:1。
当天下午捷克斯洛伐克踢得也很好，但我们的进攻火力太猛了。雅伊尔津霍——我们的明星前锋——随后又打入两球。最终比赛以巴西4:1获胜。在这场比赛中，我们展示了作为一支球队的能力，我们摆脱了以往的种种错误踢法，并且用中场吊射这样的神来之笔向所有的对手证明：那支球风华丽的巴西队又回来了。
“近视眼”那种说辞销声匿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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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下一场比赛是两个世界杯冠军之间的宿敌之战——巴西对英格兰。这场比赛我已经盼了4年，并极度渴望上场。我们知道这场比赛可能是1970年世界杯上最难踢的比赛之一，但我们同样知道，我们有一个可怕的秘密武器，那就是墨西哥的球迷。
英格兰的主教练阿尔弗雷德·拉姆塞爵士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战术大师，我对他非常钦佩，但他在1966年世界杯的夺冠之路上战胜阿根廷之后，曾说阿根廷的球员都是“野兽”，这句话惹怒了一部分人，拉丁美洲的有些人甚至将其视作对自己的侮辱，并公开表达他们的愤怒之情。在我们与英格兰比赛的前一天晚上，200多名墨西哥球迷聚集在英格兰队下榻的酒店外面，他们拿着鼓、平底锅、喇叭等“噪音制造器”，一直闹到凌晨3点，直到警察鸣枪示警才四散离去。
正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这是一届疯狂的世界杯！
拉姆塞教练还放出话来，说英格兰不仅要从我们这个小组出线，还要重现1966年的辉煌，再夺世界杯。他说这些话是有根据的——他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球队，其中包括博比·摩尔、博比·查尔顿等4年前那支夺冠球队的老队员。但在比赛那天，瓜达拉哈拉球场内的球迷似乎还在继续前一晚的“聚会”——我从未见过如此喧嚣的球迷。看台上几乎都是墨西哥人，虽说来现场看球的巴西人只有200来个，但几乎所有人都在为巴西喝彩。我感觉就像是在主场作战。这简直太棒了。
我们同样得知，全世界都在观看本届世界杯。在过去4年的时间里，电视机的普及速度太快了，1970年世界杯也是首次以彩色画面转播比赛。而记者们报道说，巴西与英格兰的这场比赛可能是有史以来观看人数最多的一场比赛，仅在英国就有2900万人收看了比赛，几乎和观看人类首次登月的人数相当。
扎加洛教练一如既往保持着冷静和镇定。他在赛前对我们说，不要听信那些宣传，也不要被球迷所影响。“别以为跳跳舞就能轻松获胜，”他如此说道，“也不要急于在一开场就进球。”
比赛开始才10分钟，我就有机会证明他的说法是错误的。雅伊尔津霍突破了防守队员，将球传进了大禁区里。我高高跃起，睁大眼睛，将球顶向球门。在顶到球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球能进，但英格兰的守门员戈登·班克斯做了一次精彩的扑救，将球托出了横梁。这可算是世界杯史上最漂亮的扑救之一了，而双方上半场也以0:0结束。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那个头球进了并赢下了比赛，那么其表现出来的还是个人能力，而非整体足球。如果说1970年这支巴西队是一个整体的话，那么我们就得用一个团队配合的进球来证明它，去展现我们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培养出来的默契。
下半场进行了14分钟之后，托斯唐传给我一记美妙的“no lookpass”。“带球的时候我并没有看贝利，”他后来说道，“但我知道他的跑位是怎样的，因为每次我沿着左路突破时，他总是会包抄到中路。不会错的。”果然，我在英格兰队球门前接到了那个传球，但我并没有起脚射门，在吸引了2名防守队员之后，我又将球传到了右边——雅伊尔津霍正等在那里，无人防守，他跟上一步，将球打进球门。
守门员对此无能为力。看台上的墨西哥球迷都乐疯了。巴西1，英格兰0。
1:0也是全场比赛的最终比分。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也是团队足球的胜利。数十年后扎加洛还说那是他“看过的最精彩的比赛”。
赛后，墨西哥的球迷来到我们入驻的酒店庆祝我们的胜利。到处都是人，大约有好几百个，他们笑着，拍着我们的后背称赞我们，还到走廊和我们的房间里大喝啤酒和龙舌兰。连我的保镖都有些应接不暇——有个球迷溜进了我的房间，把我的14件球衣一扫而空，都拿去当纪念品了。我并不十分在意，但我下场比赛可就没衣服穿了！球队的管理层想起来，上场比赛结束后我跟英格兰队的博比·摩尔互换了球衣，他们甚至想去找他把我的球衣要回来。但最后他们还是想办法紧急空运了一些球衣过来，解决了我的“无衣之急”。然后我们就继续庆祝去了。
就像先前我说过的那样——生在那个时期，你只能适应其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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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下来的那场比赛也很棘手——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我们以3:2战胜了罗马尼亚，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遇到了英勇的秘鲁队。与秘鲁的比赛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他们的主教练是迪迪——我的好友，“埃塞俄比亚王子”，1958年瑞典世界杯上带领我们夺冠的巴西队长。他退役之后继续发挥余热，将秘鲁队训练成了一支素质超群、攻击犀利的强队。我们的比赛打得大开大合，整场都是进攻与反击，从观众的角度来说，这场比赛是非常好看的。最后巴西4:2赢了。
赛后大家都赶到球员休息室去收听比赛转播——此刻墨西哥城正进行着一场胶着的比赛，而其结果将决定谁是我们在半决赛的对手。虽然大家都怀着刚刚打败秘鲁的愉悦，但房间里针落有声。大家都不作声，事实上，比赛结束后没有一个人去洗澡换衣服。我们的心思都放在了这场比赛上。
常规比赛时间结束，双方打成0:0，随后进入加时赛。最终，在加时赛接近尾声时，一支球队进球获胜。
我们面面相觑。
我们都笑了。
大家都觉得难以置信。
我们的下一个对手是——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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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中曾发生过很多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你或者可以将其称作“巧合”，但我觉得这个词不足以形容其奇妙。是的，我相信，在我们人生的某个时刻，上天自有其安排。巴西在半决赛中对阵乌拉圭——20年前心碎马拉卡纳球场之后，第一次又在世界杯决赛中遇到宿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种巧合。我觉得上帝并不在乎球场上是谁跟谁在踢球，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他还是将我们送上这样一段旅程，帮助我们成长，同时感激他的眷顾。现在，那个当天哭红了眼睛向父亲承诺一定会在世界顶级赛场上找乌拉圭报一箭之仇的小男孩，终于有了践诺的机会。只有上帝才能解释这种巧合。也许有一天我会亲自问问他老人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届巴西队里，几乎每个人都跟1950年的世界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所有队员——那时还都是小孩子——都在那一天收听了比赛，又在赛后跟家人一起痛哭流泪。扎加洛教练当时就在现场看球。而年轻的队员——当时也许还不会走路——也明白这场比赛的重要性。巴西的媒体……他们更不会忘记这场比赛的意义，国内的报纸纷纷刊登9岁贝利的旧事，更加渲染了这场比赛的复仇气氛。
“哪怕得不到世界杯都没关系，但这场一定要打赢乌拉圭！”我记得一位队友如此说道，“20年了，他们一直都像是巴西喉咙里的刺啊！”另一个队友说。
我想说些什么，好让队友们保持冷静；我想让大家别受宣传的影响，以平常心对待与乌拉圭的比赛，但我说不出口，因为那都是假的。大家群情激昂，热血沸腾。我们的压力太大了，比赛开始后，好像历史又要悲惨地重演。
开始时我们发挥明显失常，失误频频。乌拉圭队摆出的是铁桶阵般的防守：他们10名球员全部退到自己的半场进行防守，前面只留下1个前锋。20分钟过去了，乌拉圭首先进球，取得了1:0的领先。巴西的电视和广播中再次泛起紧张的情绪——历史真的会重演吗？
巴西的球员们重新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和默契，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传球变得更加清醒和冷静。我们的状态回来了。传球的空当也打开了。我们不再退缩，开始前压。就在半场结束之前，克洛多瓦尔多接到托斯唐的传球，扳平了比分。
半场休息过后，我们回到场上，状态已经完全恢复，这时的我们传球精准，射门巧妙，意识超前，故而也被称作“足球史上最具观赏性的球队”。有一个场景是很多人都记得的：我从托斯唐那里接到一个传球，在带球前突时一个假动作晃过了守门员，找到射门的空当。但可惜的是，那个球打偏了。真是有意思，1970年世界杯上我的射门中，没进的那些球反而比进的那些更有名气！那场比赛我的运气不佳，但队友们的表现都很出色，最终我们以3:1战胜了乌拉圭。
赛后在走下场的时候，我好像又变回了9岁。我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巴西队的球员们都是如此；我们感觉童年时的委屈和20年的压抑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时候。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它过于美好，令人不敢相信，就像是我们斩杀了一头追杀我们多年的恶龙一般。而为了让这个成就更加圆满，胜利的果实更加甜蜜，我们只需再赢下一场比赛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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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披荆斩棘进入决赛，我们感觉自己是无可阻挡的——连强大的意大利蓝衫军团都不行。
意大利的足球传统一点都不比巴西差。此前我们都获得过2次世界杯冠军，而在打法上，意大利似乎跟巴西的攻势足球是两个极端；他们以防守见长，本届世界杯以来的五场比赛中，他们只失去了4个球。有些专业人士认为，我们的比赛将会很艰难，一位英国作者将其称作“矛与盾的对抗”。我敬佩意大利队的坚强和韧劲、他们的才华和意大利球迷对足球的热情。这一定会是一场极好的比赛。
这场比赛同样还有历史意义：数年前国际足联就决定，如果一个国家夺得了3次世界杯，就可以永久保留雷米特杯。这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圆满。雷米特杯经历过很多离奇事件：1938年意大利曾获得当年的世界杯冠军，暂时保有雷米特杯，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国际足联的副主席是意大利人奥托里诺·巴拉西，他把奖杯藏在床下的鞋盒子里，以防落入坏人之手。1966年雷米特杯在英国世界杯前夕失窃，英国开展全国搜索，一个星期之后被一只名叫皮克斯的小狗在树篱下发现——用报纸裹着。大家想必也能明白，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坎坷之后，不论是巴西还是意大利最后把它带回家、让它从此安顿下来，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比赛当天，墨西哥城天降大雨，比赛前才停。有人说大雨导致球场泥泞，对防守风格的意大利队更加有利；幸运的是，大雨对我们的秘密武器——现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墨西哥助威团并无影响。当天到现场看球的墨西哥球迷达到了10.7万人，他们热情地为巴西队加油打气，不仅是因为同为拉丁美洲同胞的情谊，还有他们对意大利队的怨恨——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意大利以4:1淘汰了墨西哥。
比赛开始之后，外界的种种影响就都消失了，我们全身心地投入比赛，心思全放在了球员之间的配合上。于是，令我们欣慰的——我们的默契达到了完美的程度。托斯唐和里维利诺制造出了一个机会，我在球门一侧高高跃起——某家报纸说是“像条大马哈鱼跃出水面一样”；当时正有一位意大利球员对我贴身防守，但小时候父亲对我进行的傻瓜一样的重复训练再次有了回报，我滞留在空中，头恰恰顶在球上，足球越过意大利守门员恩里科·阿尔贝托西伸出的手掌，打破僵局。
巴西1，意大利0。
但随后意大利迅速扳平了比分，上半场以1:1结束。回到休息室之后，我们都很镇定，大家的话都不多，连以往中场休息时鼓劲打气的话都没有——因为我们彼此信任，大家都知道，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像一个整体一样踢球，结果就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
的确如此。1970年世界杯决赛的下半场是我迄今为止最美好的经历。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当时的情景，我都激动得浑身起鸡皮疙瘩。那是竞技能力、执教水平和团队合作的完美融合。下半场前20分钟里，我们不断冲击，不断进攻，但总是没有收获。终于，一次完美的团队配合——格尔森将球传给埃维拉尔多，埃维拉尔多又传给雅伊尔津霍——我们的攻击尖兵；这时意大利的防守队员向他紧逼过来，雅伊尔津霍又把球传给了球门前的格尔森，后者拔脚怒射，球进了。
巴西2，意大利1。
刚刚过了5分钟，亦即全场比赛的第71分钟，格尔森又组织了一次进攻。他穿破意大利的防线，看到我靠近球门，就传给我一个高球，我跟上半场头球攻门一样跳起，把意大利守门员吓了一跳；但这次我并没有把球顶向球门，而是摆渡给了埋伏在球门另一侧的雅伊尔津霍，他轻松射门得分，从而成为了在一届世界杯上的每场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这个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巴西3，意大利1。
比赛的第86分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时刻。我在对方球门前拿到球，我本可以自己射门，但我通过眼角余光看到卡洛斯·阿尔贝托正从右侧插上。卡洛斯·阿尔贝托是我在桑托斯俱乐部的队友，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个后卫，大多数情况下他是没有射门攻门机会的，在世界杯比赛中更是如此。但在这一刻，在这上天眷顾的日子里，他在门前有了一个绝佳的射门空当，所以我就将球传给了他，他亦将其转化为一个进球。
巴西4，意大利1。
对我而言，下半场巴西队的这些进球就像是一个圆圈终于合上了口子。1958年我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时候，只是一个冲在前面的得分手；现在，我起到的是当年迪迪的作用——为队友创造进球机会。我感到很自豪，这是我一直梦想的角色。
终场哨声响起，人们拥到球场上。他们把我、格尔森、雅伊尔津霍、卡洛斯·阿尔贝托扛在肩膀上巡游全场。我头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顶墨西哥宽檐帽，我把它留下了，至今把它放在巴西的家里以作留念。接着就是“掠夺”纪念品的时刻，我的上衣在混乱中不见了，不过其余的衣物都幸免于难，在这一点上我很幸运。最惨的是托斯唐，他几乎被人扒光了——球衣、球裤、鞋，甚至连袜子都没给他留下！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停都停不下来。30分钟的狂欢过后，人们渐渐安定下来，我们也回到了休息室里。
几乎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观点：这场比赛非常经典。意大利队的主教练赛后说：“巴西的队员们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负责盯防我的塔尔西斯奥·布尔尼什在多年之后说：“比赛前我告诉自己，贝利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跟大家是一样的。但是我错了。”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1966年世界杯后说我是个“悲哀的百万富翁”的那家报纸——的头版头条标题是：《贝利这个名字怎么写？g-o-d》。
这种前后转变真是太甜蜜了，但我最开心的时刻还是在赛后的休息室里。我坐在那里跟队友们喝着水，这时感觉有人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开始我还以为又是一个记者，所以就没回头。
这时布里托对我说：“嘿，伙计，是扎加洛啊。”
我转过头，站起身来。我们的主教练就站在那里，脸上挂着喜悦的泪水。对我而言，他就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在巴西获得的3个世界杯冠军里，都有他的贡献。他一直都在，开始是我的队友，现在则是我的教练。我们长时间紧紧拥抱，拍打着彼此的后背。
“我们一起夺了3个冠军了，”我抽泣着说，“没有你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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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国家队历程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1971年，又踢了几场友谊赛——告别赛——之后，我就从国家队退役了。
这一次，促使我做出这个决定的仍是政治。在赢下1970年的世界杯后，巴西的军事独裁政府将我们的胜利用作宣传工具，借以掩盖巴西的种种问题。在此期间，非法拘捕和酷刑的传闻有增无减。政治虽然不是我选择退役的唯一原因，但它绝对是其重要因素。我受不了有人利用我们的胜利去掩盖他们的暴行。
现在回头去看当时的情况，我很后悔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没有站出来针对百姓受到的镇压和虐待说些什么。我想，在我这一生中，因为对足球过于专注，反而使我变得十分保守——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说我更愿意去接受现状。成年之后的我还跟小时候一样，只想着上场踢球。我有时候甚至会认为，只要不去挑明那些问题，就能让政治远离足球，从而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比赛中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很多年过去后，2011年时，机缘巧合之下，我跟迪尔玛·罗塞夫坐在了同一架飞机上。她就是前文中我曾提到的、在1970年被巴西军事独裁政府迫害的年轻左翼激进分子；现在，她是巴西的民选总统。她任命我为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形象大使，而我们在飞机上的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国家层面。
“足球振兴了巴西，但它也掩藏、遮盖了很多问题，”迪尔玛对我说道，“我们希望巴西能像足球场上的表现一样好，这就是我跟同志们的奋斗目标。”
“我们不如贝利有名气，”她继续说道，“所以我们需要用别的方式去吸引民众的注意力。”
“现在我是巴西的总统了。我仍将致力于推动巴西的发展。”说到这里，她倚到座位的后背上，笑了，“你能明白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吗？”
我也笑了：“这倒是咱们俩的共同之处。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